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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从无到有 他组建我国灾后心理救援队

发表时间:2019-11-30 21:48:56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日报》

热爱国情、努力奋斗的人

十一年是漫长而短暂的。

十一年前,吴灿灿在汶川地震后参加心理援助时,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他是心理学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

“我最自豪的是,我实现了心理研究所前所长张堪老师的愿望,并初步建立了全国联盟和心理援助的长期机制。”吴灿灿说。

近年来,他去了宜宾、四川、水城、贵州等地。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心理援助,哪里就有他。不久前,他从四川宜宾地震灾区回到北京。

怀着“边喝咖啡边聊天赚钱”的美好愿望进入心理研究所的吴侃侃微笑着说,他只能经常“聊天”。

吴灿灿固执地在灾后心理援助领域摸索,这个领域仍然很小,相对较少主流。吴灿灿说,虽然过程很艰难,但这让他感到欣慰。

第一次觉得“心理学有用”

吴侃侃第一次接触灾后心理援助是在2008年。

那一年,汶川地震突然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地震后,在当时的主任张堪的推动下,心理研究所迅速组织了一个心理援助小组前往灾区。

这是一项全能的行动,也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心理援助。

吴灿灿的导师也在救援队。他非常想去灾区,所以他给他的导师发了一封申请邮件。老师认为他没有多少经验,或者等到情况稳定下来。2008年6月12日,地震后一个月,吴灿灿来到北川协助心理专家。

这是吴侃第一次如此接近大规模死亡,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心理学是有用的”。它真的可以发挥作用,甚至拯救生命。

对于国内心理援助来说,2008年是一个分界线。以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零敲碎打地进行。汶川地震后,中国几乎所有开设心理学专业的大学都向灾区派遣了教师和学生,心理援助开始为公众所知。

尽管他研究心理学已经很多年了,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和如此众多的受灾者,特别是失去亲人的家庭的悲痛,他还是不知所措。

他只能多看、多听、多学、多做。“我早期在灾区工作的性质类似于志愿者。我基本上什么都做了。”吴灿灿表示,在他真正开始进行专业心理援助后,让他感到最困难的是如何与受援者建立互信关系。

灾区东方汽轮机厂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确保安全,灾难发生后,整个工厂的家庭区域都被封锁了。工厂里的工人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们的东西搬到临时的会议室。

为了尽快了解这里的工人,吴坎经常帮助他们搬家。虽然他每天又累又痛,但他已经取得了好成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与东方汽轮机厂的工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克服了工作中最大的困难。

吴灿灿已经在四川绵竹和德阳呆了将近两年。从那以后,他的脚步跟随灾难的脚步,到达了玉树、舟曲、盈江和彝良等十几个灾区。

关于实现职业规范的几点思考

11年前的地震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乌坎人。

毕业后,吴灿灿留在了心理研究所,成为了国内为数不多的专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者之一。在一起学习心理学的40多名学生中,只有他留在了灾后心理援助领域。

跟随张堪导演和他的前辈的脚步,吴灿灿开始思考如何让灾后心理援助更加专业。

汶川地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老师和学生蜂拥而至。然而,由于缺乏经验,经常发生“骚扰”灾区人民和揭开伤疤的事件。

“一开始我们不太明白。我们经常使用评估工具来访问群众,例如你的家人是否死亡。”吴灿灿说,然而,这种揭伤疤的做法适得其反,“甚至在当时还有一句谚语叫做“防火、防盗和心理保护”。

“我们现在不接受调查问卷,但会牢记在心,等待受访者在建立关系后主动开口。”吴灿灿说。

在这些年的心理援助工作中,吴灿灿一直记得自己是一个89岁的小女孩。这个女孩因为震惊而变得孤僻和沉默。在心理援助人员的陪同下,她逐渐变得开朗起来,成为了小志愿者的领导者。

"当我们离开时,她在我们的车后面跑了很长一段路。"吴灿灿说,当时他很感动,也很难过。他意识到与孩子的关系过于亲密所带来的第二心理伤害也不应该被忽视。

“对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和心理学家离他们太近,孩子会特别喜欢粘着你,觉得你可以代替他们死去的亲人。但事实上,如果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的服务时间更长,他们最终还是得离开。”吴灿灿说,“所以以后我们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自己的身份,告诉孩子们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样他们才能慢慢接受,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中国的心理援助,以心理研究所的“国家队”为主力军,经过一点一点的探索,已经逐步规范和成长起来。

基于这些实践,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理论也在不断完善。近年来,吴灿灿参与探索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创伤诊断标准。他带领团队自主开发了国家心理援助联盟的心理援助技术平台,构建了一个包含多个生物和心理健康指标的38万受影响人群的数据平台,并形成了一系列流行病学、症状分类和临床干预研究报告。

培养当地心理援助力量

与这些成就相比,让吴侃感觉更成功的是他个人长期推动成立了一个致力于灾后心理援助的团队。

据2009年媒体报道,尽管有近2000名心理干预志愿者在四川地震灾区工作了半个多月,但经验丰富的心理援助提供者却相当稀少。

2015年,在研究所现任所长傅小兰的支持下,吴灿灿以秘书长的身份,推动成立了研究所的国家心理援助联盟(National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lliance),汇聚了仍在做心理援助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和专业志愿者。

迄今为止,该联盟拥有100多名专家和65个成员单位,以及150多名专业志愿者,他们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并参与灾后心理援助一个多月。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国各省市的专业心理援助团队体系。

他们目前的工作模式是,灾难发生后,联盟工作人员将首先进行需求研究,以确定是否有必要派遣人员、派遣谁以及在哪里开展工作。同时,他们将与当地政府、医院、基金会和其他机构联系。之后,他们将派遣有经验的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年、三年或五年的心理援助。

我的同事都开玩笑说我是个“大傻瓜”。首先,为了组建一个高效专业的团队,他们经常抓起电话,打开微信,问谁能去灾区?”吴侃侃笑着说道。

也是在2015年,吴灿灿推动公益组织“北京中国心理援助中心”的成立。“我绝对不可能单独打电话发微信来动员志愿者。此外,联盟组织相对松散。这个中心的成员基本上是和我一起从汶川地震中过来的。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热情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吴灿灿说。

“专业精神、长期和可持续性是灾后心理援助的基本要求。”吴灿灿说,要做到这一点,依靠临时驻扎在灾区的志愿者是不够的。因此,张堪以前曾建议通过培训、组织课程竞赛和其他活动发展当地的心理援助。

经过多年的发展,依靠地方力量已经成为我国心理援助的一个特点。“我们已经培训了一些地方力量,包括教师、妇联工作人员等,这些都点燃了火花。”吴灿灿说。

“但是我们觉得目前的实力仍然不够。当多重灾难同时发生时,我们会觉得自己突然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吴灿灿坦言,“心理援助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但主要是由我们这些“老人”来做的。新团队的培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开始尝试从前线撤出,从心理研究所国家队的角度,从更高的层面看待心理援助。

“我们正密切关注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如国家救援队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吴灿灿说,他现在正在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何将心理援助作为一门学科来推广,以及如何将国家政策落实到位。

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先后将“心理援助”写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五年后,《精神卫生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心理援助。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提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当指导受灾省(区、市)做好医疗救治、健康预防和心理援助工作”。

“对于前10年的政策,我们未来10年的主要工作是让政策发挥作用。”吴侃侃说道。(记者曹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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